据报道，今年10月31日，山东省曹县在该县人民会堂举行了有2000余人观审的公捕公判大会。会上，曹县公安局对20名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公开逮捕，曹县法院对10名被告人进行了公开宣判。台上领导讲话铿锵有力?振振有词，台前嫌犯耷拉着脑袋像霜打的茄子，台下群众神色各异，或拍手称快或神情凝重。其实，只要我们稍加关注媒体的报道，就会发现这样的场景近年来一直在各地不断地上演。

法治意味着法律得到尊崇，公权力受到制约，人权得到有效保障。法律具有程序正当性，具体到刑事领域，法治精神应该体现为“坚持无罪推定”，依照正当程序追究犯罪，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公民权利。纵观各地不时上演的公捕公判大会，不禁让人产生诸多质疑：侦查机关是否为了凑够一定数量的犯罪嫌疑人而超期羁押，以至于拖延案件的处理，而有违程序正当原则？是否为了维护公捕决定的“正确性”而对事后查明并无犯罪事实的所谓“犯罪嫌疑人”将错就错，而有违实质正义？将并未最终确定有罪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及其“罪行”强制暴露于公众的目光之下，这难道不侵犯他们的人格尊严？    

其实，最高院?最高检和公安部等部门早在1986年和1988 年就曾下发过《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、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》，规定对死刑罪犯不准游街示众，对其他已决犯、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人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。2003年，最高院又发布通知，明确“不得为了营造声势而延期宣判和执行”，否定了“集中公审公判”的做法。2007年，最高人民法院?最高人民检察院?公安部?司法部《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》亦规定：执行死刑应当公布。禁止游街示众或者其他有辱被执行人人格的行为，禁止侮辱尸体。

应该说，公审公判与游街示众在本质上是一致的，即都是“示众”，都具有羞辱性。那么，为何在三令五申禁止的情况下，公审公判依然在全国各地屡禁不止？究其原因，主要可能有以下几方面：1、根源在于执法?司法机关现代法治精神缺失，人权观念淡薄。现今，有些执法、司法人员“有罪推定”的思维依然根深蒂固，把犯罪嫌疑人当罪犯，把罪犯当敌人，这必然导致对犯罪嫌疑人和罪犯权利的忽视，也就不难理解有执法人员发出“什么，居然还要保护罪犯的权利？”的反问，自然，保障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基本人权也就成了一句空话；2?地方领导人追求政绩的推动。不可否认，目前司法并未实现真正独立，检察院?法院仍然在多方面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，而公安机关本来即为政府的组成部门，受地方政府的领导。这就不排除地方政府领导人为了展示政绩和表示打击犯罪的决心，而把侦查机关?检察机关?法院在一段时间以来追究犯罪所取得的成果集中起来予以展示，由此而催生出公审公判；3?地方政府在社会治安环境治理上，重事后惩罚而忽视事前预防和消除违法犯罪发生的社会条件。公捕公判，从精神实质上来说，沿袭了古代的示众刑。在古代，“刑人于市，与众弃之”，即在闹市执行死刑，并将尸首暴尸街头，以示惩罚，并恫吓群众，震慑犯罪。各地召开公捕公判大会，其重要目的之一也在于杀一儆百，震慑蠢蠢欲动的不安定分子。殊不知，如果不铲除滋生违法犯罪的土壤，不致力于社会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，这种事后的杀鸡儆猴，对于创建秩序良好的和谐社会而言，将只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十五大明确提出了“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”的基本方略，党和政府正朝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而奋斗。然而，本应作为率先垂范法治理念的执法、司法机关不仅未深刻领会和贯彻法治的精神与理念，反而堂而皇之的公捕公判，公然践踏法治，不由得让人对法治事业担忧起来。“公捕公判”式的“示众式”执法，在令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公然蒙羞的同时，也是在令成长中的整个公民社会为此蒙羞。在法治社会里，以恶对恶以暴制暴的“法律恐怖”应该被禁止。明代张居正有言：“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之必行”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，难不在于法制的建立，而在于法律制度得到切实的遵守和践行。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，但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有很大差距，为了法治事业，诸如“公捕公判”此等有违法治精神的做法，有关地方应该尽早彻底摒弃。